笔者也认为“布”不是铜钱。“布”与“丝”两者正好对应，在这里将“布”解释为铜钱是很勉强的，应该是麻或葛做的衣料。由于“布”具有普遍接受、易于保存和分割等特点，因此很早就成为商品货币，“抱布贸丝”很可能是布用作交换媒介的开始。
秦嬴政统一六国后，秦律明确规定一种被专作通货的布，“布袤八尺，幅广二尺五寸”，“钱十一当一布”（参见《云梦秦简·金布律》第67简）。秦律中不仅规定了布的标准规格，还规定铜钱的比值。秦律中凡说到犯罪或判刑所涉及的钱财时，往往都是11的倍数，应该与“钱十一当一布”的规定有关。
今天将钱称为货币，“货”指财货，包括用来做衣服的丝麻，也包括青铜刀币、龟甲贝壳，及其他商品货币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洪范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货。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，货谓布帛可衣，及金刀龟贝，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。”
货币中“币”主要单指布帛。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：“币，帛也。”“帛，缯也。”徐灏《段注笺》：“币，本缯帛之名。因车马玉帛同为聘享之礼，故浑言之称币，引中之，货帛亦称币。”无论帛还是缯，都是丝织品的总称，其中又分为绢、缣、素、纨、绫、绡、绸、罗等不同品种。古代文献中的“帛”，包括绢一类的丝织品，及棉麻一类的布，前者用于大额支付，后者用于零星交易。由于丝的价值较高，因此具有普遍接受性。“帛”在元、明以前主要指丝织品，其基本产品就是“绢”。
从汉代开始，历朝统治者在向百姓征收实物税时，谷与帛成为主要内容。不仅如此，官员的俸禄除了钱以外，也常常包括这两样实物。由于铜钱铸造赶不上市场发展，汉代以后，布帛替代铜钱承担部分货币功能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货币体系十分混乱，用谷帛作一般等价物就更普遍了，朝廷有时完全用谷帛给百官发俸禄。
谷和帛这两样实物很符合中国“男耕女织”的传统社会。这与西方有很大不同，古代西方的实物货币多用牲畜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有著名的价值等式“一只绵羊=两把石斧”，为什么是羊？恐非偶然。拉丁语pecunia（金钱）就是从pecus（牲畜）演化而来。英语peculation（侵吞公款），speculation（投机），pecuniary（与金钱有关的），pecunious（有钱的）等，均来自同一词根pecus。印度的货币单位Rupee一词也是从梵文rûpya（牛畜）演化而来。古代汉人是比较单一的农耕民族，古代欧洲人和印度人很多是游牧民族，或半耕半牧，牲畜在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唐代商业有了很大发展，朝廷铸钱无法满足需求，因此市场上除了铜钱以外，也使用绢帛、杂货作为交换媒介。官方召令中有绫、罗、绢、布、丝、绵等不同品种。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有一句：“五陵年少争缠头，一曲红绡不知数。”“缠头”也称“锦缠头”。《太平御览》八一五引《唐书》：“旧俗，赏歌舞人，以锦彩置之头上，谓之‘缠头’。”后以缠头为赠送歌妓或妓女财物之典。而诗中“红绡”，一方面是实物，另一方面也是货币。
由于“钱”与“帛”在市场交易中经常并用，“钱帛”作为一个固定的词在诗文中时常出现。比如白居易在《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》，这样写道：
生计虽勤苦，家资甚渺茫。
尘埃常满甑，钱帛少盈囊。
弟病仍扶杖，妻愁不出房。
传衣念蓝缕，举案笑糟糠。
……
宋代以后布帛如何充当交易媒介，货币史著作鲜有提及。笔者认为，布帛用作货币可能一直维持到明代中期。明初仿照元代用钞不用钱，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。由于宝钞发行数量太多，价格跌落，而布价稳定，民间交易就使用棉布，花色品种繁多，包括大棉布、小棉布、棉布、官棉布，等等（根据傅衣凌《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》）。与前朝不同，明代少用丝织物而多用棉布（元明时期，“绵”与“棉”通用）。然而布帛虽有可分性、广泛接受性等优点，但终究不是好的币材，因为久藏会变质，一经裁剪价值就大受影响。明代中期以后，美洲白银大量流入，就逐渐代替布帛充当货币了。
卖炭翁的故事并非白居易亲眼所见，但有真实原型。韩愈《顺宗实录》卷二记载：“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，遇宦者称宫市取之，才与绢数尺。又就素门户，仍邀以驴送至内。农夫涕泣，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。曰：‘须汝驴送柴至内。’农夫曰：‘我有父母妻子，待此然后食。今以柴与汝，不取直而归，汝尚不肯，我有死而已。’遂殴宦者，街吏擒以闻。诏黜此宦者，而赐农夫绢十匹，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。”显然白居易根据韩愈的记载写了《卖炭翁》这首诗。
故事发生于唐德宗贞元（785—805年）末期。据吐鲁番出土文书，天宝年间（742—756年），中等质量的木炭每斤约1.5文，一车炭1000多斤，最起码值1500文。按学者吴思估算，当时中等质量的绢每匹460文，因此1000斤木炭值3.3匹绢。而宦官只给“半匹红绡一丈绫”，折绢1.5匹，可能就是原价4折左右。
其实诗中“半匹红绡一丈绫”，诗人只是说明宦官给了很少钱，并非实指。如果细究起来，应该没有一匹绢的价值。德宗贞元末，绢的价格大概在每匹800文左右（据彭信威《中国货币史》）。因此，总体上吴思4折的估算还算合理。然而真实情况是，宫市的掠夺远比白居易诗中描述的严重。《唐会要》记载：“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”，太监只用了十分之一的低价格。而韩愈的记载，宦官用数尺绢支付了货款，但后来赐绢10匹（相当于400尺，在古代1匹等于4丈，1丈等于10尺）。农夫获得赐绢10匹，应该包含了政府的赔偿。如果按此计算，太监只用了百分之一的价格。
（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）
本文刊载于《金融博览》2022年第9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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